孫云鑄-古生物學家、地層學家、地質學教育家

孫云鑄（1895-1979），字鐵仙，江蘇高郵人，古生物學家、地層學家、地質學教育家，是我國古生物學奠基人，是中國地質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古生物學會主要創始人，曾任九三學社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孫云鑄在北大執教30余年，對中國地質教育事業做出重要貢獻，如在三葉蟲、頭足類、筆石、海林檎、菊石、珊瑚等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提出中國古代地層時代劃分三項原則，提出太平洋是早古生代生物的主要演化中心等。

主要經歷

1895年10月1日，孫云鑄生于江蘇高郵。

1920年，正好有兩名地質學大師應聘到該系任教。一位是李四光教授；另一位是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史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葛利普在美國受到排擠，于是應中國政府和地質界同行盛情邀請來華工作。孫云鑄在他們指導下從事教學與科研，在古生物學方面進展很快。孫云鑄還與葛利普一起，兼任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古生物研究室的研究人員。

1926年，孫云鑄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的第14屆國際地質學會議，會后去德國留學，僅1年時間就完成了高水平的論文，于1927年榮獲哈勒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他即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1935年，他趁休假之機，赴歐美考察，結交了不少世界聞名的地層古生物學家，參觀了很多標準剖面。

1927年，孫云鑄在德國哈勒大學獲理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他擔任北京大學古生物學教授。抗日戰爭期間，孫云鑄在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教授兼主任。

1936年，孫云鑄回國之初，曾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輾轉經湖南長沙等地，最后遷到云南昆明，共同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孫云鑄任該校地質地理氣象系系主任、教授。抗戰勝利后，北京大學遷返北平，他仍任該校地質系系主任、教授。

1937—1946年，孫云鑄在西南聯合大學時期，生活艱苦，教學條件困難。他借此機緣引導廣大師生面向野外，鼓勵大家自行采集和鑒定標本，短期內搜集了以云南地區為中心的、較系統的區域地層和古生物標本，不但解決了教學上的急需，也鍛煉了青年教師的工作能力，增強了他們的基本功。他十分重視教師隊伍的素質，多方延聘有名的學者到校任教或短期講學，根據當時的條件，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學術活動。他也非常重視動手的能力。

1946年，北京大學復校后，孫云鑄擔任地質系教授兼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孫云鑄繼續在北大任原職，還兼任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孫云鑄精心規劃培養地質礦產方面以及外貿方面的人才。他在擔任地質部教育司司長期間，對中國高等及中等地質教育機構的建設及專業設置等多所擘劃，他尤其對地質教材建設十分關懷，領導并參與寫出了第一本中等專業學校使用的《古生物地史學》教科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孫云鑄繼續在北京大學地質系任原職。

1950年10月，中國成立了以李四光為首的中國性地質事業領導機關——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孫云鑄擔任委員。

1952年，孫云鑄出任地質部教育司司長。

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質學部委員。

1955年，孫云鑄當選為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的學部委員（院士）。

1957年以后，孫云鑄雖然脫離了教育界，但他仍十分關心地質教育事業。北京大學自1955年起，恢復了地質專業，由于條件困難，急需延聘名師執教或兼課。孫云鑄對此積極支持，他于1959年應邀為該專業新恢復后的第一班學生講授“古生物專門章節：三葉蟲”課程。他當時雖然在地質部地質礦產研究所（后為地質科學研究院）擔任領導職務，但經常參加北京地質學院、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北京礦業學院煤田地質系等有關的學術報告會、論文答辯會。

1960年，孫云鑄擔任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兼地層古生物研究室主任。

1979年1月6日，孫云鑄在北京病逝，終年84歲。

主要作品

學術著作

孫云鑄的學術著作超過100種。其主要著作中包括古生物學24種，地層學16種，古生物地理3種，大地構造1種，學科理論綜述等11種。古生物學著作中，有《中國古生物志》專著6種，其中三葉蟲3種，筆石2種，珊瑚1種。

翻譯著作

孫云鑄也十分重視古生物地層學研究中的國際合作。由他譯寫中文節要的外國古生物學家所著《中國古生物志》有以下這幾部：傅蘭林（Flanlin）的《中國南滿第三紀初期之植物化石》（甲種第1號第1冊，1922年），葛利普的《中國北部奧陶紀之動物化石》（乙種第1號第1冊，1922年）、《中國古生代珊瑚化石》（乙種第2號第1冊，1922年）和《云南東部志留紀動物化石》（乙種第3號第2冊，1926年）、O．師丹斯基（Zdansky）的《中國食肉類化石新發現之特征》（丙種第4號第4冊，1927年）和《中國鹿類化石新發現之特征》（丙種，第5號第1冊，1927年）。

貢獻影響

科研成就

科研綜述

在三葉蟲、頭足類、筆石、海林檎、菊石、珊瑚等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提出中國古生代地層時代劃分三項原則。提出太平洋是早古生代生物的主要演化中心。研究了中國古生界各系間的界限、生物混合群的性質及生物地理分區等重要理論問題。在北大執教30余年，對中國地質教育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積極倡導組織學術活動。

德國留學期間

第1階段是從他大學畢業到留學德國，這是他工作的開始。他在古生物門類上以三葉蟲為研究重點，在地層上以下古生界、尤其是寒武系為研究重點，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他于1924年出版的《中國北方寒武紀動物化石》一書專門論述了寒武紀地層和三葉蟲化石。這是中國學者所寫的第一部公開出版的大型古生物學專著，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重視，這對中國古生物學發展史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此書是《中國古生物志》的乙種第1號第4冊。這套大型古生物學專著系列叢刊在國際上受到高度贊譽。孫云鑄是這套叢刊中第一個中國作者，此叢刊共出版了100多部，其中6部是孫云鑄一人所寫。他還長期擔任此叢刊之編輯，對叢刊出版貢獻極大。孫云鑄這段時期也廣泛研究了中國北方的寒武系、奧陶系，還涉及了中國南方的下古生界。1926年，他代表中國參加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的第14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作了《中國的寒武系、奧陶系與志留系》的學術報告，這篇很有份量的論文對中國的下古生界作了全面的概括，受到國際學者的重視和好評。

第一階段末，他留歐期間，在德國哈勒大學師從著名地質學家J．瓦爾特（Walther）教授，完成了博士論文。他又訪問了英國帝國學院的著名古生物學家W．W．瓦茲（Watts）教授，并與C．J．斯塔布菲爾德（Stubblefield）博士等相互切磋。當時他已是較成熟的古生物學家，得到瓦爾特和瓦茲兩位名家的指引，受到他們的淵博學識和學風的薰陶，使他擴展了學術上的國際交往，對他以后在中國地層古生物方面所作的廣泛貢獻有重要的影響。

抗日戰爭前

第二階段是從孫云鑄第一次留學歸來到抗日戰爭爆發前。他以寒武紀地層、三葉蟲化石之研究為中心和起點，繼續向縱深方向突進和向橫廣方向擴展。在三葉蟲研究方面，他出版了兩本《中國古生物志》。即《中國中部和南部奧陶紀三葉蟲》（1931年）和《中國北部上寒武紀之三葉蟲化石》（1935年），后者是在李四光教授科著作后的最詳細的生物地層著作。他還發表過論文《湖南泥盆紀之二新三葉蟲》（1937年）。他把三葉蟲之研究范圍擴展到了早古生代和晚古生代。

這一階段他的研究范圍更擴展到了其他門類。在頭足類化石方面，他于1928年正式發表了留德的博士論文《殼灰統上部鋸菊石類的口緣和住室》，是關于菊面石形態功能分析（“功能形態學”）的古生態學理論著作，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后來，他又在《中國地質學會志》（英文版）上發表了兩篇論文，即《湖南中部尖葉棱角石化石的發現》（1935年）和《山東內角石（新屬）——中國最古之全殼亞目》（1937年）。后者在角石以至整個頭足類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上有重要的意義。在筆石研究方面，他于1931年發表了《中國的含筆石地層》一文，對中國下古生界含筆石地層作了全面的分析與概括，這是第一篇全面論述中國一個門類化石地層分布的論文。這期間，他還出版了關于筆石的兩部《中國古生物志》，即《中國奧陶紀與志留紀的筆石》（1933年）和《中國北部下奧陶紀筆石化石》（1935年）都是中國較早的筆石專著。在棘皮動物化石研究方面，他于1936年發表了《芒刺海林檎（Aristo－cystis）化石在中國的發現》一文，是中國學者所寫的第一篇海林檎綱化石之論文。孫云鑄的古生物學造詣與貢獻，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是罕見的，他不愧是一位一專多能的古生物學大師。

此階段中，孫云鑄于1935年再次出國考察，不但訪問了歐美許多古生物地層學的知名學者和重要研究機構，還對歐美著名的古生界地層剖面進行了實地參觀與研究。他特別在德國馬堡大學結識了R．衛德肯（Wedekind）教授，著重討論了生物地層學和地史學理論問題，以及珊瑚古生物學問題。回國之后，他迅速完成了《中國泥盆紀四射珊瑚研究》文稿。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58年才以《中國古生物志》新乙種第8號正式發表。

新中國成立前

第三階段是從抗日戰爭爆發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包括西南聯合大學的八九年和解放戰爭時期在北京大學的兩三年。由于戰爭的影響，地質科研工作處于困難時期。北京大學南遷，成立西南聯合大學期間，孫云鑄的科研工作主要圍繞云南及鄰區的地層問題。由于學校搬遷中，圖書、儀器、資料均感缺乏，他就組織大家更多地進行野外工作。他首先立足于古生物學和地層學的基礎研究，他發表的古生物文章有：《滇西上寒武紀鳳山期三葉蟲群之發見》（1939年）、《廣西二疊紀頂部菊石群及其在地層上的意義》（1938年）、《亞洲多房海林檎（Camarocrinusasiaticus）種的地層學與生物學地位》（1947年，合著）、《滇西一些奧陶紀與志留紀海林檎類的早期發現及其意義》（1948年）。他在地層學研究方面，于1944年發表了關于云南的志留系和泥盆系的總結性著作，而且由他領導進行了保山地區的區域地層研究和地質制圖工作。

在這期間，他發表了若干綜合性、總結性和理論性著作，涉及更廣泛的學科和領域，標志著他學術成就的一個新階段。如，他在1943年發表的《就中國古生代地層論劃分地史時代之原則》一文，提出了三大要點，把地層接觸關系、古地理演變和構造運動有機地統一了起來。他1948年發表的《云南古生代地層問題》及《關于中國寒武紀地層界線問題》都帶有較高的綜合性與理論性。同年，他在倫敦第18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上宣讀的論文《太平洋——早古生代生物擴散的主要中心》則是古生物學、地層學、古生物地理學研究之高度綜合的結晶，他的這一論點也得到很多國內外學者之贊同與支持。他在豐富的地層古生物學資料基礎上又開展了大地構造學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1945年發表的《早古生代中緬地槽的范圍與特征》一文。

新中國成立后

第四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這期間孫云鑄處于地質界的領導和管理地位，但他仍未放松科學研究。50年代初，為了滿足國民經濟恢復與發展時期的地質普查、勘探工作之急需，孫云鑄積極倡導并親自參加了工具書《中國標準化石》系列叢書的編撰，由他執筆的有《無脊椎動物》第一分冊內的《筆石綱》（與許杰、穆恩之合著）和《棘皮動物門海林檎綱》。這個階段他的學術著作則更相對集中于各時期地層界線的論述和對一些基本地層問題的思考。他首先從各方面論證了寒武系的下界及其內部界線。這方面主要著作有：《寒武紀下界問題》（1957年）、《中國寒武紀地層的劃分和對比問題》（1959年）、《中國寒武紀地層劃分問題》（1961年），最后一文分別以中文和英文發表于《地質學報》與英文版的《中國科學》上。孫云鑄從事寒武系研究數十年，為中國寒武紀地層學奠下了堅實的基礎。他所提出的劃分方案，他所創立的階名、組名，如饅頭、毛莊、徐莊、張夏、崮山、長山、鳳山等為地質界所沿用。

人才培養

身為地質教育工作者，孫云鑄在數十年的辛勤耕耘中培養出一大批專業人材。他在教學工作中注重結合我國地質科學發展的現實和需求，重視理論學習與實踐的結合，不僅開設古生物學、地層學、地史學課程，還在我國首開中國標準化石課程。解放后，他把教書育人的經驗總結為“嚴、選、放、行”四個字，即嚴格要求，善選尖子，大膽放手，躬行實踐。他的許多學生已成為我國地質學領域的棟梁之材。

人物評價

幾十年中，孫云鑄院士為了科學事業，為了祖國的發展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為祖國的古生物學、地層學和地質學教育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九三學社評）